罗湖家园网讯：说到对东门的影响最大、最长久的事物，首推铁路。

1911年10月15日，广九铁路举行了正式的开通仪式。那天起，这条路的走向、位置就是这样，从来没变过。

它不仅是东门最“古老”的事物之一，与东门的繁荣休戚相关，更是南中国的经济大动脉。

缘起

铁路与中国的“时差”是多少年？

世界第一条铁路出现在英国。1825年9月27日，英国制造的世界第一条铁路斯托克顿达林顿铁路正式通车。到1860年，30多年时间里，英国的铁路线已经延长到30300多公里，平均每年修800多公里。

从那时起，铁路在世界各国兴建起来。

1865年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0.5公里的展览铁路，宣传铁路的好处，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这应该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见到铁路。又过了十年，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修建了吴淞铁路，全长14.5公里。这条铁路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就被清政府赎回拆除了。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的第一条铁路是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1905年开工，1909年建成通车，全长200公里。

在广东，京张铁路之前，从广州到三水的广三铁路，1901年开工，1903年10月竣工通车。这是美国合兴公司投资兴建的。

可以说，广九铁路从动议到动工、峻工，与京张铁路基本是同步的，诞生于中国的第一代铁路修建热潮。

当时的广东，动议最多的是广州到武汉的粤汉铁路（这条铁路最后是1936年建成通车）。这条路最后与广九铁路联通，在1937年抗战时，承担了中国的主要运输功能。

回到广九铁路。

英国于1842年获得香港岛后就宣布香港为自由港，着手逐步将香港建为东方的自由贸易枢纽。太平天国起义、广东洪兵起义等社会动荡，使大量华南商人进入香港避乱，香港人口急速增长；与此同时，香港也开始成为亚洲的重要货物转口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粤、港两地的人口、货物运输需求越趋频繁。

修建连通粤港两地的铁路，提上了港英与清政府的议事日程。

李鸿章、盛宣怀、唐绍仪、詹天佑等晚清的名人，都与广九铁路有过直接的关系，这些人都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末，时任广东候补知府易学灏奏请两广总督李瀚章，计划以凑集商股方式，就是集资，修建省城广州至香港九龙半岛的铁路，加强两地的交通联系。

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对于广九铁路的兴建，兄弟二人一直是推动力量。

修铁路的主要的挑战，一是时机，一是资金。

1898年6月9日，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租九龙司以北，深圳河以南，包括香港外围海面和海岛的土地和水域，称为“新界”，租期99年。这份条约明文约定，“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

有约在手，英国加紧催建铁路，1899年3月28日，中英签订了《九广铁路草合同》，中方的签约代表是盛宣怀。

根据《承办铁路合同》和《九广铁路草合同》，广九铁路计划修筑121英里，中间以深圳罗湖桥为界，分为英、华两段。其中英段铁路长22英里，由英国政府负责修建，资金由英国政府在香港发行公债筹集；华段铁路长度为89英里，由清政府负责修建。

1906年，广九铁路英段正式动工，对于清政府而言，华段此时却动不了工。清政府无力承担高昂的铁路修筑费用。在经过多轮谈判之后，1907年3月7日，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与中英银公司签订正式的《广九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借款150万英镑，这笔钱规定只能用于建造广九铁路。

这个借款合同的附加条件是这样的：九四扣款（借款150万，实际到账141万），年息五厘（5%），期限为三十年，以路产和营业收入作抵押，行车事务由华人总办主持，重金聘用参与建造铁路的英国技术人员（每人年薪3.5万英镑），中国不得另建一条铁路以夺本铁路的利益。

对于今天的深圳人，这个建设模式并不陌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解决方式，后来建深圳特区时，有许多这样的操作。广深高速、梧桐山隧道、盐田港码头…… ）

1907年7月，广九铁路华段正式动工。

由于岭南地区多丘陵及多河流，因此修建工程面临着巨大挑战。英段铁路虽短，筑路费用却是当时世界筑路史上最昂贵的。为了把这条路修建到九龙半岛的最南端，当时的港督弥敦不惜花巨资在尖沙咀进行填海工程。

而华段的修筑也是困难重重。铁路全线共修建7座铁路桥，其中石厦桥、东莞桥、石龙桥都是相当复杂的工程，耗费资金、人力巨大。不过华段是由铁路专家詹天佑担任顾问，华段铁路仅用了4年时间，便建造完成。

其中，罗湖铁路桥由詹天佑设计。这条铁路桥中段，也是华段和英段的界限。2014年，这座铁桥被移至100米外，成为永久保存的文物。

1911年，广九铁路华段建设完毕。

10月15日，通车典礼仪式如期分段举行。港方辅政司在尖沙咀火车站主持通车典礼，然后从嘉宾门登上火车，直接开到深圳的罗湖。广州方面则从大沙头火车站乘坐第一列火车，开至深圳。然后，粤港双方官员步行至罗湖桥上，主持接轨典礼。

当晚，两段铁路路轨接通。第二天，广州的火车驶过罗湖桥直抵尖沙咀总站。而香港的火车，驶过罗湖桥开往广州大沙头总站。

相距不到一个月，出了两件大事

1911年，属于历史“大年”，深圳墟的大事不断。

刚刚通了火车，不到三周，另一件事又发生了。这就是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掀起了推翻清朝政府和封建帝制的浪潮，各省纷纷宣告独立。

1911年10月30日，同盟会会员王兴中起兵于龙华观澜墟。11月6日，新安县知县开城投降。这位县长，叫翁贻孙，是深圳的最后一位封建帝制的知县。

1911年11月23日，香港总督路戛德给英国国会议员哈考特（Harcourt）写了一封信，记录了深圳墟发生的一些事。

香港总督的信中说，驻防深圳的清军是湖南兵，但“湖南人被调去了惠州”——驻扎深圳的清军在11月3日接到通知，调防惠州，以至深圳的防务空虚。为什么清军会去调防惠州？当时的惠州，被陈炯明、邓铿带领的近万人的队伍包围了。这个包围的声势很大，呼应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最终迫使驻守惠州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在11月9日献城投降，惠州城和平光复。

占领南头的第二天，11月7日，约四十名革命党占领了深圳站，缴走了海关和警察局枪械。11月10日，新安县知县逃至新界，“衣衫褴褛，沮丧而极怀疑惧，变成疯狂而被送进疯人院”。（同上，路嘎德信）

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当时的深圳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相关文献显示，王兴中率民军移驻深圳墟，墟内民众踊跃资助，“捐助军食六日”。从这个记载看得出，深圳墟是新安县起义民军驻地，亦为起义军提供了大量军需资助，见证了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重要转折。深圳墟的民众，向往共和新时代，抛弃了封建帝制。

为稳定局势，革命军派出40余人，担任深圳墟警察。香港《华字日报》有关深圳辛亥革命的报道称，11月7日，革命军占领深圳墟，要求民众在一周内剪掉辫子，同时升起民国军旗，降下清朝黄龙旗。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深圳墟经历了两件大事：封建帝制退场，广九铁路通车，都是影响深远的事件。1911年的事发“现场”，当时的人们会意识到接下来的巨变吗？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了。

铁路带来的繁荣与新思想

从南头到大鹏，怎么走？

开车走北环或滨海大道，经过罗芳立交桥，上盐坝高速到葵涌出口，不超速，应该也不到一小时。

一个世纪以前呢？

从南头到大鹏，最省力的办法，是先坐马车或者轿子，到深圳湾，上船，沿着海岸线，借着风力向东而行，直到大鹏湾，上岸，再换马车或轿子，到大鹏所城。

耗时……两天？一个星期？

所以，当一辆蒸汽机车头带动一长列车厢，拉动许多的人与货物，从香港到广州，只需要4小时，这件事的神奇，可以想象。

广九铁路通车后，华段沿途几个站都迎来大发展时期。当时在宝安县段总共有深圳站、布吉站、李朗站和平湖站。火车站带来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当时的深圳、布吉、平湖都热闹非凡。

铁路与深圳墟的“互相成全”，有个小细节。

开通的时候，只有深圳站。

这意味着，开通的5年以内，深圳墟站就设立了。

在本地人口中，这两个车站，一个叫“大站”，一个叫“小站”。

相距2公里的地方，设了两个车站。深圳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1917年5月9日，粤海道尹王典章到深圳墟巡察，当天的日记记载：“墟内商店240家，从前商业颇盛，自轮轨通行，各乡货物均由省港直接输运。产物以蚝豉为最佳，油糖、花生、菠萝、沙梨、萝卜、荔枝等亦出品之大宗云。”

王典章是学者吴宓的姨父，他的日记，给当时的东门、当时的深圳，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深圳民俗研究者廖虹雷先生在《老墟老街老井》这篇文章里，列出了200多家东门的商行字号名称，证明深圳墟南来北往的物资和客流空前繁忙。日用百货、酒家旅馆之外，还有戏院、书店、相馆、金铺，甚至汽车、电厂电灯房等，可以想象当时的一派热闹繁荣景象。

作为广九铁路华段最后一站的深圳站所在地，深圳墟也成为了当时对外交流的桥头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圳墟通往南头的宝(安)太(平)路，通往龙华的晒布路，通往淡水的沙湾路，通往香港的文锦渡路等相继建成。深圳形成铁路、公路及船运码头的水陆交通网络，南来北往的物资与客流空前繁忙，各行各业应运而生。

这段时间，深圳墟有大小商行数百家，遍布大街小巷。深圳墟兴旺一时，自然也吸引不少香港人“投深圳墟”了。在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深圳镇渐渐超越了县城南头，成为宝安县最繁华的地方。

不仅市场兴旺热闹，墟市上南来北往的人形形色色。许多店铺的主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支持者、追随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宝安县委开辟了一条从香港到广州的秘密交通线，这条隐蔽的红色交通线成为广东地下党的生命线。当物资、经济短缺的时候，大来金铺的少东家蔡子襄毅然站了出来，用自己的家产为党组织提供经济支持，

大来金铺成了深圳墟党的秘密接济点。1931年1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大来金铺联络点暴露，包括蔡子襄在内的十余位党员干部被捕。1932年正月初六，蔡子襄在广州慷慨就义，年仅26岁。

这位金铺少东家，19岁就加入了党组织，26岁献出生命。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在东门绝不是个案。

来源：南方日报 记者 吕冰冰 编辑 刘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