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家园网讯：上世纪80年代，顺应深圳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浪潮，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在罗湖成立，用于灵活调剂企业间的外汇余缺，成为了如今全国统一外汇大市场的源头。

1985年，我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来到深圳，带领和团结广大深圳金融人一起，发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共推出121项金融改革创新，包括了银行、证券、保险、外汇、黄金等多个领域。其中，多项改革措施从罗湖向全国推广。

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经验，决定前往深圳一展身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我最初在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工作，具体要怎么改革，当时还拿不出办法和意见来。

1980年，我出访日本学习了一个月，看到了日本资本市场的发展，股票市场搞得很红火，发展直接融资，而国内当时都是间接融资。1983年，我又去了匈牙利，匈牙利对外汇市场的改革力度比较大，而且给我一个很突出的感受，就是那里的交易员工资都很高，甚至比行长工资都高。我就问他们的行长，为什么给出这么高的工资？行长告诉我，高工资是员工自己赚回来的，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怎么给你赚钱？

回到总行，我觉得这些问题一时都很难找到突破口。当时我经常跟随总行领导参加国务院会议，听领导议论深圳的改革开放政策，当中就包括了金融系统改革，我就萌生了去深圳闯一下的想法。

1985年，我只身来到深圳，在位于罗湖的深圳火车站下车。记得还得经过一片稻田，才能到当时深圳人民银行所在的国商大厦。那时候，深圳人行的一名同志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坐在后座上，自行车走在田埂的小路上，我还生怕他倒了把我摔到水里，就是这样我闯到了深圳。

彼时的深圳罗湖建设刚刚起步，金融改革的蓝图画卷也随之徐徐展开。我在深圳研究改革开放措施，觉得在这里可以一展身手，把金融的改革开放试点一下。第一次来到深圳的半年中，我牵头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招商财务公司，后来发展成为招商银行；第二是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准备搞股票市场；第三是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进行外汇余缺调剂。

深圳外汇调剂中心。资料图片张小禹摄

“先斩后奏”建立外汇调剂中心，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是深圳外向型经济大发展的时期。1980至1985年，深圳累计利用外资9.22亿美元，兴办了数千家“三资”企业，涌现了一批出口大户，形成了一批出口拳头产品。到1985年，出口总值达5.6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已占当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的53.9%。

外向型经济呈蓬勃发展之势，企业的外汇需求急需得到满足。但在当时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下，有些单位创造外汇，但是不使用外汇，而有一些单位需要使用外汇，但却不创造外汇，这就出现了个人、企业私下调换外汇余缺的情况。比如说我有外汇我不用，你需要外汇我卖给你，按照市场价格协商进行外汇买卖。

但是，这一行为当时被认为是私下倒卖外汇，深圳外向型经济还要发展，对外改革开放需要外汇，需要想一个解决办法出来。后来，筹建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的事情交到了我来办。当时，我找了三个年轻人，都是分配过来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去广州买回电脑等设备，制定了办法报到市里，外汇调剂中心就这样在深圳开业了，地址就在罗湖区的国商大厦，后迁到罗湖区的华通大厦。通过这个合法公开的市场，灵活调剂了企业间外汇余缺。

我们把制定的外汇调剂办法上报到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总局却没有很快批复。但深圳的外向型经济还要发展，外汇调剂中心就直接“先斩后奏”先运作起来。直到3年后的1988年，深圳的外汇调剂中心才正式拿到国家外汇总局的批文。同年6月，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在成都召开了会议，推广了深圳的外汇调剂办法。

图为1991年1月2日，深圳外汇调剂中心交易情况。资料图片张小禹摄

自此，全国各地纷纷借鉴罗湖率先开展的试点开设外汇调剂中心。1994年末，深圳先后与全国20多个省市外汇调剂中心电脑联网，成为全国统一外汇交易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外汇调剂中心扮演了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排头兵角色，为深圳外向型经济发展引来外汇活水。数据显示，外汇调剂中心从1985年创立时年交易量为591万美元，到1995年成交突破50亿美元大关，达到51．5亿美元，前后十年增加近100倍。

两度南下，冒着风险因地制宜变通政策推进改革

我来到深圳工作了半年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听说了我推动的一些事情，多次给深圳这边市领导联系要调我回去，我就回到了总行。但回去了以后，我的心始终还是留在深圳，觉得罗湖是一块热土，能够干出些事情来，所以我就琢磨，咱有机会还要“杀”回来。

1988年我第二次南下深圳。当时，我把写好的希望调去深圳工作的报告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陈慕华行长审批，反复争取之后领导最终同意了。拿到正式审批的时候，我正好在成都温江主持召开一个全国的重点银行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就带着批文一路南下，到了宜昌后我打电话给老伴，说在武汉等她一起去深圳。

外汇调剂中心是我第一次来时在罗湖主导推出的。第二次来了以后，我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副行长，1990年升任分行行长。第二次赴深后我继续推进外汇市场改革，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拿到了总行的批文，外汇经纪中心也在罗湖华通大厦开业了，进行外汇拆借，充分把闲置的外汇资源利用起来发展经济。

这之后，对于国家一项外汇政策的执行，我进行了大胆变通。那是1993年12月31日，我们接到国务院通知和央行公告，要从1994年1月1日开始进行汇率并轨，实行统一汇率，企业外汇收入都要结汇卖给国家，用汇一律经外管局核批，并且不允许外币在境内流通。

看过这一通知，我当天半夜就联络深圳各家银行开会，研究出两点主要办法：第一，创汇企业在外管局开设1个月的过渡账户，在1个月内企业可以自用，过1个月再卖给国家；第二，把不允许外币在境内流通改成了不允许“外国货币”在境内流通。那时候不少香港人通过罗湖口岸过来深圳买东西都是用港币，有很多港币在深圳乃至珠三角流通，这样做就等于是变通了一下，允许港币在境内流通了。

等到天一亮，我就把这一决定报告了总行，总行派了工作组过来考察，并把结果上报到国务院。后来，国务院开会研究汇率并轨实施的影响，觉得深圳的变通办法可行。当时如果实行汇率并轨，市场一下子消化不了。如果直接禁止港币流通，深圳经济也会受到损失。在改革中总得冒着风险，没有突破风险就前进不了。

罗湖精神为改革创造条件，多项金融创新推广至全国

从1988年到1998年，我在深圳工作了大概10年直到退休。期间同深圳金融界一起推出了121项大大小小的金融改革创新。除了外汇领域改革，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多项改革影响深远。这些先行先试积累的成果后来大多推广向全国。

在这121项金融改革创新中，有多项重要改革发生在罗湖，其中就包括了放开黄金首饰市场。在以前，黄金的销售和价格都是由国家统一管制的，那时候老百姓买黄金都是偷偷跑去沙头角中英街的香港一边，花了钱买到了金又偷偷跑回来。于是，我就在罗湖一次性批了15家黄金销售公司，把市场和价格都放开，让老百姓可以直接买到黄金首饰。后来搞金银加工，我又批了10来家，罗湖区划出田贝用来做经营场所，深圳黄金市场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了。

住房按揭贷款最早的试点同样在罗湖。当时内地银行都没搞过按揭贷款，我请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在罗湖区的东湖丽苑搞了按揭贷款试点，试点获得了成功，就由深圳建行在南油进行推进。此后，住房按揭贷款逐步发展起来。

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过程，罗湖是改革的先锋，突破了好多旧的条条框框，这与一批批罗湖改革者敢于承担责任，在思想上大力支持改革，并为改革的落地积极创造条件是密不可分的。罗湖弘扬“先锋精神、奋斗文化”，我觉得一系列金融改革能够得以在罗湖开花结果，与这种精神紧密相关。

来源：深圳特区报 记者 熊子恒 编辑 刘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