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委政法委的协调指导下，我区政法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构建和谐深圳的目标，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建立健全了化解矛盾、打击犯罪、治安防控、公正执法和队伍建设工作长效机制，为保障和促进我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创造了稳定的环境。刚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罗湖区委政法委在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过程中，充分结合政法工作实际，对我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按照关于开展“学习十七大，我为罗湖发展献计策”的征文活动要求，现将有关建议报告如下。

一、近年来维稳工作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大转型、利益格局大调整、社会分层加剧，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从形成原因看，表现为“五性”。一是经济利益性。某些个体或群体为谋求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有合理因素，也存在不合理因素，当其利益得不到承认、得不到满足或得不到维护时，就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二是社会求助性。主要表现为弱势群体为寻求生存的基本条件，向政府求助、向社会求助而没有达到目标，或者他们所赖以谋生的手段不符合法定要求，与政策、法律发生冲突，极易引发不稳定因素。三是求取公道性。个别地方颁布的地方性政策措施，同中央政策有矛盾，或多或少侵犯了群众利益。加之由于工作方法不当，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谅解，可能导致群众以过激方式向政府求取公道。四是意外突发性。意外突发的事件，如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安全事故、刑治案件、亲友邻里纠纷等，都可能因经济赔偿或心态失衡产生矛盾，导致不稳定因素。五是破坏渗透性。敌对势力以多种形式对我渗透破坏，特别是插手人民内部矛盾。

　　从发展趋势看，表现为“四种态势”。一是涉稳主体多元化态势。“涉工、涉法”等群体凡是利益受到损失、受到侵害的群体，无不以上访的方式，向各级政府讨说法，形成了涉稳主体多元化、全方位施压的严峻局面。二是上访群体组织化态势。有组织的上访群体有很强的组织指挥能力，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组织指挥系统，有号召力很强的牵头人物。如果任其发展，一旦形成群体联动、体系整合，在发生情绪激化和行为极端情况下，其局面很难控制。三是矛盾冲突极端化态势。涉稳矛盾在不断尖锐化，过去多为自发的单个上访或小型集访，现在逐步发展到有组织的聚众上访，规模从十几人、几十人直至上百人，动辄到省进京，把越级集访作为他们向当地政府施压的重要手段。在上访过程中，一种非理性情绪和违法行动已经显现。四是敌对势力插手利用态势。有的群体性上访提出了许多冲破改革底线的诉求。一旦这个基本底数突破，不仅正在进行的改革、改制无法推进，就是已经改革、改制完成的单位也会被推倒重来，整个企业改革可能会面临产生新的危险和矛盾。

二、当前我区维稳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我区社会矛盾纠纷持续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数量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缓解和下降，我区社会总体呈现出和谐稳定的局面。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我区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整个社会从“普遍受益期”向“利益调整期”过渡的各种社会矛盾在我市暴露的更多、更早、更突出。回顾近年来我市发生的各类社会矛盾，具有先发性、突发性、利益性、关联性、敏感性、对抗性和反复性等特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也日趋复杂和艰巨，往往出现小案件引发大背景，局部问题影响全局的情况。在全国、全市普遍问题的基础上，我区当前维稳工作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殊因素。

客观因素。一是地理环境因素。我区毗邻港澳最近，经济转轨早、外商入驻早、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早、国有企业改制早，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我市率先进入社会利益深刻调整时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比如刑事案件突发、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商业欺诈和非法集资屡见不鲜、“烂尾楼”以及因超建、违建引发的房产证等问题。二是人口结构因素。城市人文底蕴不足、严重的人口倒挂、特定群体聚居等人口特点，也酝酿着社会管理的潜在危机。市民对我市缺少乡土、乡情观念，对生活的家园没有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导致逐渐形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各种社会群体。三是观念冲突因素。近年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但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人生价值、财富价值、道德观念都与传统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甚至“仇官”、“仇富”的心理在蔓延，心理失衡导致的道德、行为失范是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基础。近年来，我市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都体现出经济状况并不窘迫的群体、乃至“中产阶级”对民主权利、个人权利的诉求很强烈，甚至演变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等问题。四是城市基础因素。我区在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医院、供电、供水、垃圾清运等基础设施势在必行，但新建或改造基础设施又必将触动部分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市因建设市政道路、公交车站、垃圾中转站、变电站和医院等引发了大量矛盾纠纷，也发生过比较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方面仍将面临巨大压力。

主观因素。一是体制上相对迟钝。维稳工作作为专项任务尚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然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遗留的问题正处在凸显和爆发的敏感时期，我市的维稳体制相对迟钝。纵向来看，各职能部门、各区维稳方面的具体职责没有明确，更没有纳入“三定”的职责范围。因此造成一些政策前后不连贯，个别部门开展工作不考虑全局效应而引发社会问题的现象。横向来看，由于部门职能交叉、“条块责任”交叉引发的工作失利、失当不可避免，因此往往具体案件都要市领导亲自协调、亲自包案。二是机制上相对滞后。近年来， “警民联调”、“前委”机制等有效机制，在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或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全区性的、全方位的、系统的社会矛盾排查、调解以及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制亟待建立。三是处置上相对失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的主题，群众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是党和政府开明执政、为民执政的体现。但是，一部分人利用党和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社会矛盾的时机，提出不合理诉求，或采取群访、闹访甚至堵路、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诉求，助长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歪风，也引导其他群众陷入“闹才能解决问题”的误区。开展维稳工作不是稳住就是胜利，更不是稳住今天就是胜利。对于诉求合理的群众稳住不解决问题只能酝酿更大的不稳定因素，也失去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对于不合理诉求或表达方式不合法的群众采取稳的方式只能助长社会不良风气，也浪费了大量的行政成本。

三、进一步加强维稳工作的建议

从政绩导向抓起，提高维护稳定的认识水平。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一定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站在维护大局的高度，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自觉并坚定不移地把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维护稳定是硬政绩的观念，真正把社会稳定作为检验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工作政绩的重要内容。
      从科学决策抓起，提高维护稳定的预防水平。提高维护稳定的预防水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工作决策时，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把关心群众疾苦、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利益、增进群众福祉放在首位，避免因决策失误引发不稳定因素。
        从改进方法抓起，提高维护稳定的能力水平。在工作方法上要实现四大转变：一是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应付。要针对维稳工作的各类矛盾和问题，积极应付，认真研究，寻求对策，努力把握主动权。二是变总体会战为分类治理。要根据各类不同群体，加强对具体人和事的判断，不断增强工作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变短促突击为有效化解。我们必须坚持静下心来，耐心细致地做好有效的疏导、化解工作，切忌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从作风养成抓起，提高维护稳定的绩效水平。一是要养成务实作风，稳定工作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容不得半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政客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冷静分析，沉着应对，逐个问题地去着手解决，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狠抓落实。二是要养成过细的工作作风。维稳工作变数较大，必须坚持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在工作方式上和策略上因人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尽可能将工作预案制定得更周密一些，将应付措施设计得更具体细致一些。三是养成亲民的工作作风。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树立亲民、爱民、为民的形象，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强烈责任，耐心热情地接待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解决好群众的实际困难。
      从建立机制抓起，提高维护稳定的纪律水平。提高维稳工作水平，必须建立健全以严格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为核心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责任机制。一是要自上而下分解责任。要建立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工作机制，督促各部门、各单位各负其责，协调一致，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超前联动排查调处机制。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超前排查并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利于降低处理的行政成本。三是建立和完善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群众反映的很多问题成因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矛盾一旦发生，仅靠个别部门的力量去化解难以奏效，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合力化解矛盾纠纷。四是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要进一步落实“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分工抓”的维稳工作领导责任制，并坚决做到经常问责，敢于问责，严厉问责。真正发挥问责追究对于落实维稳工作的促进作用，努力把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又快又好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