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家园网讯：我1973年出生在江西省新余市姚墟镇，老家有个新余钢铁厂很出名，我辍学后在厂里干过几个月。当时舅舅在钢铁厂上班，介绍我去打零工，钢铁厂很大，三十几个车间，工人家属子弟有十几万人。

高二那年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前后做了三次手术，为了凑医疗费，家里几乎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最后人还是走了。他走后，我们家失去重要经济来源，把6个孩子拉扯大的压力，都落在母亲一人身上。

1990年，高二还没上完我就辍学了。从此，学校和课堂离开了我，一同离开的还有朋友。村里有人和朋友说“你为什么还要和刘冬平玩，你们家条件好，看看他家如今的样子……”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厂里当零时工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我参加了深圳征兵的体检，新余全市一共只有不到30个指标，我没被选上。之后我又四处找出路，最终选择外出务工。

“山竹”台风后刘冬平和社区工作者讨论如何清理倒在路旁的大树和垃圾。

来之前只在单位每周订的报纸上看到深圳的新闻，过年期间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乡友们都提着印有“深圳”字样的行李包，看上去很风光。正好姐夫的堂哥在深圳边检当兵，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前，我可以投靠亲友。

1993年3月，我跟着亲戚坐上新余开往广州的火车，从广州转车到了深圳。刚坐上开往广州的火车，车上还有位子，一路南下，上车的人越来越多，后上车的只能站着。从新余到深圳全程两天一夜，到深圳已是第二天下午傍晚。

刚出深圳火车站就看到国商大厦上写了“爱我深圳”，南国大厦的花坛里种了很多花草，我第一次看见簕杜鹃，觉得特别漂亮，靓丽鲜艳。那时候一腔热血，背包里只装了一支牙刷两件衣服几本书，但心理却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

刚来深圳时在一家石英钟工厂做后勤，每天发饭，勾考勤，打零工的几个月期间我也在留意其他工作机会。

在火车站旁边的人才市场，一家叫昌湖的港资物业管理企业吸引了我，那时候深圳的物管行业刚刚兴起，行业的发展潜力大。招聘的企业表示本地人优先，我本来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

和老家那边一进来就只管干活不一样，进公司的第一件事是培训。除了学专业技能，还要学理念，比如出了问题要及时总结，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我的职务是保安队长，以前在老家哪里听过“保安”这个词，很新鲜。我主要负责租赁业务，每天身上带着一串钥匙带客户看写字楼。一个月能拿到1800元，不错的薪水，我记得特别清楚，1995年1月1日我在这家公司正式开始买社保。

逐渐在深圳站稳脚跟后，我可以尽己所能帮老乡介绍工作，亲戚的同学，同学的亲戚，前前后后介绍了八九个。

其中有一个表弟，之前在老家钢丝厂工作，上了几个月的班不想干了来深圳投奔我，我给他介绍去一家货运公司当业务员，负责扛货送货，类似于早期的快递员。

头脑聪明又勤奋的他得到老板的赏识，被派去广州当经理，管100多人的团队。后来公司出现经营困难，老板跑了，工人被欠了20多万工资。不能眼看着这些人就这样失业，表弟找我借钱给工人发工资，工人见我表弟是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打心眼里尊敬他，后来表弟自己开了公司，这些工人一直跟着他干。说起这事我还挺自豪的，当初没看错人。

在第一家公司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沟通，两个人发生争吵甚至斗殴，比谁嗓门大没用，讲道理劝说很重要。再比如积累，大到各行各业的客户，小到公司各部门，广结人脉资源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份工作的老板就是我在工作中结识的。我在物业公司干到1999年，公司10年租期到期后，我去了一家物流公司当老板助理，工资是以前的10倍。

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从刚来什么都没有，逐渐积累了人脉、资源，还结交了不少朋友。自己日子过好了，才能帮助更多人，得知老家要修桥，我第一个站出来捐款，1万块钱，我想告诉当年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我也有能力回馈家乡了”。

姚墟镇在深圳有个驻深办，全称叫江西省新余市姚墟流动党支部驻深办，老家公职人员派到这里任职，办公地点就在向西大厦，我有时间就去那和他们聊一聊，看看我有什么帮的上忙的。

刘冬平（中间）参加党员学习及民主生活会。

驻深办主任杨志生问我，南湖街道负责党建的曾小兰来过，街道摸底发现这一片新余人多，有不少是口袋党员，看看能否成立一个党支部统一管理。“如果成立流动党支部，你愿不愿意当书记？”

突然推荐我当书记，我怕能力不够干不好，本想拒绝，后来嘉南社区工作站站长王莲花“花姐”给我打来电话，说党支部这事我们再沟通下。于是，南湖街道曾委员、花姐、杨主任和我一起坐下来谈了谈。杨主任推荐我当支部书记，让我放宽心，前期如果担心找不到党员，他手上有一批党员，可以从他那里转关系到支部这。一番讨论后，我接受了这项任务。

2007年6月8日，支部正式成立。成立可不是挂个牌子这么简单，既然选择了我，我就要为老乡服务，排忧解难。刚成立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每次回想起这件事都很心痛。我当时人在老家，突然接到老乡电话，3岁的小女儿乘坐幼儿园中巴回家，车还没停稳孩子就摔了下去。

我连夜赶回深圳，到医院门口看见很多老乡聚集在那，有的坐在地上哭喊，我上前一问，才知道孩子已经走了。

第二天我和老乡一起找幼儿园谈判，一开始对方拒绝和我们交流，他们请了律师，让我们直接和律师谈，但是律师也拒绝见面，家属见状，沟通不成开始哭诉。这边吃了闭门羹，我决定带他们求助南湖街道办，“该哭的时候哭，不该哭的时候就要冷静思考，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我带着家属找到街道司法所，街道把幼儿园相关负责人约过来参与调解。一开始谈判很不顺，对方公事公办的态度让家属产生抵触情绪，多次调解均无法达成共识。

后来我作为老乡的代表和对方谈，一方面我用家乡话和老乡沟通、安抚情绪、了解诉求。一方面我咨询律师朋友，了解到赔偿有一定标准，如果没有深户，但在深圳居住满一年且有暂住证或者在深圳上学满一年，可以争取到100万左右的赔偿。关于赔偿的法律依据和标准我心里有了数，转述给家属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前前后后谈了8次，耗时几个月，最终家属获得赔偿约110万。这件事的顺利解决，也为党支部树立了公信力，老乡对我们的信任又多了一份。

姚墟镇3万人，有8000人在深圳，其中四五千人在南湖街道，主要从事保安、清洁、装修，家政等工作。

要想工作更顺利，技能提升很重要。2012年我被选为罗湖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我写了一个建议案，对外来工开展免费的技能培训。建议通过后，罗湖区人大成立了督查组，由罗湖区民政局牵头组织开办培训。那时候月嫂这个职业刚刚兴起，我们组织了月嫂班，还有珠宝鉴定培训，但大家的积极性不高，只办了一期就停了。

这么好的机会为啥没人来，我后来了解到，很多女同志都是“身兼多职”，上午在一家公司做清洁，干完活下午去另一家，到了晚上去家里做小时工，这样一天下来能做好几个单，一个月下来收入也还不错。如果来这里培训一个月，从头开始学习新技能，一切都是未知，学会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哪个性价比高他们心里有判断。我后来反思，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很重要。

我这个人大代表事社区居民选出来的，要积极帮他们解决问题，不少居民和我反映，小区有一条无名路，地图上显示不出地址快递收不到，沿路都是小店铺，一排一排的栏杆挡着客人进不去影响经营。

建议案交上去三天后，罗湖区就协调了交通局、城管等好几个部门现场调研，后来路通了，也画上了斑马线，算是给居民办了实事。

帮老乡讨工资是常有的事，去年一个老乡打来电话，说自己给一家公司洗地毯，拖了两年了都没给工资。我和两位老乡找到拖欠工资的公司讨要说法，见到我们对方以为我们不怀好意语气不好，“你们来干嘛？这关你们什么事？”

“我老乡两年前帮你们洗了地毯，1000多块工资一支欠着不发，今天就是我们就是来帮她讨回工资的。”对方坚决不承认有这回事，“不是你们欠钱，为什么她不找别人，一定要找你？”我问完对方就不说话了，拿起手机就要拍照，“你们今天如果是来闹事的就别想从这里出去。”

我看对方的态度好好沟通有点困难，打电话给社区工作站站长请他帮忙调解，很快两位穿着红马甲的人赶来现场，和对方沟通了一会就答应发放工资了。“这种时候硬碰硬没意义，借用中间人的力量往往能巧妙化解矛盾。”

出来这么多年，老家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一直是我的心结。

罗湖区委组织部每年给我们3万党建经费，我们拿出一部分去慰问老家敬老院的老人。我每年冬天都回老家拜山（祭祖），乘着回家我去敬老院看了看，现场问老大爷老太太他们最需要什么，发现老家的冬天很冷，敬老院没有地暖，老人家怕冷想住的暖和些。

怕冷我们就买厚实一些的保暖衣物，蒸饭的木桶安全隐患大，我们帮他们购置了不锈钢蒸锅，床不牢固了空调坏了我们就修补或换置新家具。

当年，母亲不希望我一个人离家太远，这些年，没能陪在她身边我很愧疚，只能趁假期回去多陪陪她。她一个人住在老家，逢年过节我都要带着孩子回去看看，她见面第一句话总会喊我“细仔”（小儿子）。我们要求在深圳长大的孩子也要会说家乡话，回家后我会带着老婆孩子到处走走，体验家乡的山水人文。

从2008年开始支部每年暑假组织留守儿童来深圳和父母团聚。下午五点，满载“小候鸟”的大巴开到深圳，打工的父母请了假，骑了辆自行车提前来到文锦渡汽车站等候。人群中，父母一眼看见自家那个黑黑瘦瘦的孩子穿着一身旧衣服朝自己走来，一家三口抱在一起流眼泪。

孩子来深圳不能第二次成为留守儿童，我们在社区工作站申请了教室，请书法老师、心理辅导老师来上课，家长和孩子可以在互动中增进交流。有时间租辆大巴周末带他们爬莲花山、逛东湖公园。孩子在深圳的暑假被安排的很充实，要让他们有收获、有快乐。

在老家的孩子一直不让人放心，去年驻深圳联络处处长告诉我，现在有些孩子心气浮躁，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孩子在家跟着爷爷奶奶，上课不认真听讲老师批评了，结果孩子不听，“不用读书，我以后要去深圳找我爸妈”。

这话他们父母听了心里得多难受，自己在深圳省吃俭用，攒钱买房，买不起的也要回老家市区买套房或回农村盖栋房子，不就是为了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条件，比自己有机会接受更好更完整的教育，找份好工作过上好日子吗。

现在老家的经济好了，盖了新小区叫“深圳花园”，修了新路叫“深南大道”，老家和深圳的联系日益紧密，可有些孩子们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了呢。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我和老家的领导建议，我帮忙联系学校，免费给老家的教师和学生上一段时间课，甚至让我去讲一讲当年来深圳打拼的事，吃苦的日子怎么坚持下来的。学校我都联系好了，结果老师和学生都不过来。

2018年，我和七八个在深老乡在一起吃饭时谈起老乡中的弱势群体，想找个方法帮助他们减轻生活负担，我们在饭桌上就达成了共识，第二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

3个月，我们筹集到100多万元，深圳（姚墟）帮扶基金会顺利诞生。基金会的资金投资产生的利润用来给老家镇上的困难户买保险，帮老家的学校建设体育设施，资助贫困学生读书考大学。在深圳务工的困难人群也是我们的关注对象，生大病需要治疗，我们能帮一个是一个。

去年年初口罩紧缺，基金会到处找口罩，我们在党员群和基金会群里呼吁，大家动用自身资源找渠道，后来我们在马来西亚买到5万支口罩并送到老家，因为村村封路，路上运转花了二十多天。

刘冬平在核酸检测现场义工，和居民讲解扫码步骤。

基金会花出去的每笔钱都要通过监事委员会，委员会有24人，根据规定，如果成员要退出可以把出的钱退回，目前没有一人退出。

刚做书记时我就和老乡说在深圳工作一定要买社保，我自己交得早知道，身边因没社保吃亏的例子也不少，遇上大病要住院的，有报销有好过没有，我们号召党员积极宣传，如今在深圳的8000多老乡约6000人买了社保。

支部老党员退休了好几个，我正在寻找年轻力量，有个大学生原本在深圳当老师，现在自己创业，有加入支部的意向，进来后我们会好好培养，希望以后这样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多。

我来深圳快30年了，比我在老家的时间还长，虽然是第二故乡，但在这座年轻活跃包容的城市，给了我融入其中的满足感。和深圳一样，我是个把自己打开的人，愿意接纳不同的人，结识了很多本地朋友，我相信人与周遭环境是相互成就的，结果是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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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中共罗湖区委组织部南方日报深圳新闻部

来源：南方日报 记者 祁觊 编辑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