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明朝末年一位著名的烈士、正人君子。在古代人去世之后就按照他的事功、道德文章、为人品格来给予评价，定为谥号，文正就是谥号中的最高级别。宋朝只有五位，范仲淹是其中一位。而倪元璐也是明朝被赐谥文正的一位品行高洁、人格崇高的官员。这样一个人，清朝政府都用来激励自己国家的民众，尤其是激励他的大臣，来弘扬这种价值。

北宋徽宗时蔡京专权，把元佑、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后徽宗下诏毁其碑。

《元祐党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谨书。

一时间，全国各地“尽立党籍碑”。而蔡京所谓“变法”，早已变成了打击异己的代名词，连一些支持变法的“新党”也被列入“党籍碑”加以责罚。

对变法心存疑虑、有意削减蔡京权势的宋徽宗，立即诏令全国“尽毁党碑”。刚刚在各州县立起来的一块块《元祐党籍碑》，又纷纷被砸毁。

此情此景，让蔡京既恼怒又无可奈何，只得厉声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由于自己在社会背上“奸臣”、“贼首”骂名，那些“害政之臣”及其亲属不但不以被刻名于《元祐党籍碑》为耻，反以为荣。“党籍碑”在人们心目中竟变成了一块“光荣碑”。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在融水做官，觉得刻有祖上姓名的“党籍碑”被砸毁实在可惜，于是，取出家藏《元祐党籍碑》拓本，重新刻碑，立于融水城郊真仙岩老君洞内。无独有偶，桂林一位叫梁律的官员，也觉得先祖梁焘的名字能和司马光、程颐这些大儒一起被刻于“党籍碑”上，实在是一种荣耀，便依据家藏拓本，将碑文重刻于七星岩龙隐洞中。

《题元祐党籍碑》

宋徽宗时，尚书右仆射蔡京，籍元祐文武大小诸臣司马光、苏轼、程颐等百二十人为奸党请帝书之，刻石于端礼门。后以门下中书侍郎刘逵，请碎元祐党碑，帝从之，夜半遣黄门毁石刻，故拓本稀少。此文至有钦同宝箓之言。

此碑自靖国五年毁碎，遂稀传本。今获见之，犹钦宝箓矣。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也！”嗟夫！乌知后人之欲不毁之更甚于京乎！诸贤自涑水、眉山数十公外，凡二百余人，史无传者，不赖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诸贤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翻译：

宋徽宗时，尚书右仆射蔡京，辑录元祐文武大小许多位大臣司马光、苏轼、程颐等百二十人为奸党请皇帝书写下来，刻石碑立在端礼门。后来因为门下中书侍郎刘逵，上书请求碎毁元祐党碑，皇帝听从他的意见，半夜派遣人员毁了石刻，所以石刻的拓本非常稀少。这篇文章就像宝箓之言一样。

这块碑，自从靖国五年毁碎了，外面很少流传有拓本。今天我能看见，犹如宝箓一般的钦仰。当毁碑的时候，蔡京怒声说道：“碑可以毁，名不可灭。”唉！哪里知道后人希望不毁碑，比蔡京更甚么！碑上的人除了司马光、苏轼数十位而外，共二百多人，那些史书上没有替他们立传的，倘使没有这块碑，从哪里去知道他们的姓名呢？所以一个人要留名后世，最好是和君子一并遇祸。那些小人的行事，没一件不是帮助君子成名的。当时刻碑的石匠安民，请求不要具名，今读这碑文，仍旧有他的名字在上面。

古人有一句话，君子患身没而名不称焉。你都死了，你的名字没被人记住，你到底做过什么？也就是说换最担忧的是自己白活了我。正如倪元璐所说，“故知择福之道，莫大乎与君子同祸。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诸贤位中，赫然有安民在。”所以一个人要留名后世，最好是和君子一并遇祸。那些小人的行事，没一件不是帮助君子成名的。倪元璐即是一个正人君子，以其浩然正气而殉明。